少了‧多了

於是，
咖啡少了﹐
說話少了﹐
笑聲少了
歡樂少了﹐
生活少了。

結果，
電話多了﹐
煩惱多了﹐
思考多了﹐
沉默多了。

反對黨存在的必要性

台灣著名作家龍應臺，在1999年答應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出任台北市文化局，但在3年後，毅然辭官位，重新執筆，在體制外以筆鋒當監督者。

有人對龍應臺這樣的決定稱為”逃兵” ，認為她不應該因為辦不到而離開官場，但是在一篇有關她的專訪文章內，大約可以揣測她離去的原因。那時她還是在體制內。

她說﹕“如果我想建一個美術館，我可以寫３００篇文章，但可能寫１０年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。但作為局長，很可能就會按我的想法建成了，這種效果是直接的，因為我手中有權力，做官就是擁有一種做事的權力。但寫作的影響又遠遠超過做局長。有兩個層面，一是寫作能影響很多人的思維，這是深層的影響，是做官所做不到的。還有一個層面是作為局長我只能影響到局部，可我用文字可以影響到文字所及的所有範圍…… ”

這就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分別。體制內有本身扮演的角色，體制外則有可以發揮的功能。
換個角度，這也是為何反對黨有須要甚至有必要存在的原因和意義。反對黨是一個體制外的監督者，有一定且重要角色要扮演。

以行動黨為主的州政府從執政以來，就以“為檳城發展” 理由邀請前州政府不少人材加入州政府陣容，包括了李家全及鄧章耀，不過前者接受，後者拒絕，兩人基於不同的的理由接受與拒絕。

我們姑將政治因素擱置一旁，而從一個健全的政體來分析。

從這次州議會期間的新聞來看，若不是因為有反對黨（民政黨）的存在，那麼何來涂仲儀以冒險的技巧來逼使州政府、又何來汪天來揭發抄襲案件﹖如果當時這些人已經被吸納入體制內，那麼誰又該在體制外履行這些任務﹖人民還有其他角度來看待事情或課題嗎﹖

同樣的，若不是因為行動黨在過去對其反對黨的角色堅持不懈，那麼何來今天的政治海嘯﹖﹗

在體制內固然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，但是決非是監督，而是執行政策﹗在體制內能不能自行監督本身的政策﹖它會有效果嗎﹖若有，也不會出現今日我國的新政局了。

因此在體制外的反對黨是有存在的必要性。反對黨在民主體制上是一個必須的單位，而且其存在意義就等如一個擁有完全獨立性的媒體機構（第四權）般來當監督者﹗


于2008/7/25